和絃分享 : 我的中國心 1959年。我在香港出生。在一個英國殖民地成長，我在一家擁有一百五十年歷史，最具殖民地色彩的中學畢業，我校的校徽甚至乎配有皇冠圖像。中學畢業後，香港大學取錄了我，港大是一家由英國政府建立的大學，致力培訓學生操一口流利英語，以備將來投身公務員團隊或與英國商人做生意。當我離開校門時，我對中國內地的認識近乎零。 1982年。父親帶我和弟弟一起回到上海探望祖母，這是我第一次回到中國。父親向我指出那家一度為祖父擁有的飯店，他對我說上海除了年長了四十年之外，跟他在二次大戰離開時根本就沒有兩樣。及後，我跟表兄弟見面，我感受不到我們同屬一個家族。我們乘船展開上海至蘇州之旅，原以為此乃探索錦繡河山，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良機，可惜船上的衛生設施，擠擁不堪的船艙，再加上那些食物，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，也不屬於這個國家。 1983年。我自醫學院畢業，跟數位同學加入一個多國籍的學生小組往歐洲去。是次旅程，有來自十個國家的學生。在瑞士的時候，當我們欣賞一場民歌表演之際，表演者建議為每一個國家獻唱歌曲。他們邀請不同國籍的學生，當聽到代表該國的歌曲時從座位站立起來，接受觀眾的熱烈掌聲。這一刻我暗生疑竇，不禁自忖：我該在人家唱出英文歌或中文歌，還是台灣歌時站起來?我產生了身分危機，感到異常尷尬。 1985年。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當初級醫生。我被派照顧一名腎衰竭及心包滲漏的病人，在緊急情況下，我替他插喉，透過一個緊急救護袋，為他泵入氧氣。我也在他的心臟，插入一枝針，從心包抽出液體。他的血壓開始上升，並且從新呼吸，但加護病房卻拒絕收症。翌日，我被嘲為「蠻牛」(過於魯莽)，並被批評在沒有加護病房專家的同意下擅自替病人插喉。我如夢初醒，深深體會醫院的醫生分三個等級，高高在上的是一點中文也不會說的外籍醫生、中間是不說地道的中文(或裝作不懂中文) 的中國籍醫生、最下面是那些操流利中文的中國籍醫生(包括我)。我心裡不禁慨嘆：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，竟然成了二等公民。 1986年。我跟數位朋友以遊客身分組團遊覽北京。我們參觀了萬里長城，明白我們是好漢之後。我們去看盧溝橋，聽到日本人如何開火，發動中日戰爭。我們見證夏宮(圓明園)的頹垣敗瓦，想像當時的中國政府如何給八國聯軍包圍。其後導遊告訴我們，當他還是中學生，在沒有要求得到一分錢回報下，下課後就幫忙築建人民大會堂。我對自己...